1976年的一天，母亲对我说：“你也上中学了，我和你伯伯（开封人对父亲的称谓）商量过了，想给你买块儿布，做一件儿新衣裳，你喜欢什么样的？”我高兴极了。那时候，社会上的小青年或中学生谁要是能穿上一身儿绿军装，那是最酷、最帅、最引以自豪的。于是，我央求着母亲，给我做一身儿军干服吧？没过多久，我终于在上初中二年级时穿上了一身绿军装－－还是的确良布料的。

        1979年10月份的一天，下乡到商丘红旗农场的四哥，在劳动日里突然回到家中，神神秘秘地对我说“部队要招兵了，我准备报名参军去，你报名不？”。听了四哥的话，我陷入了沉思……。

        那时，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的我，已经开始在父亲所在的工厂里干活了，而且，父亲已经申请退休，并决定让我顶替在厂子里上班。在那个时候，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在家等待招工上班的被称之为“待业青年”。而“待业青年”和“下乡知青”能接父母的班到工厂企业、国营商业等单位工作算是一个很好的人生出路了。

        七十年代末，由于哥哥们大多娶妻成家、姐姐们结婚出嫁，或是哥姐下乡锻炼，家里只留下我和弟弟妹妹守在父母身边。虽说在兄弟姊妹九个中我排行第七，但也总是关心着家里的大事小事，为那个家庭尽着一份职责。

        也许是由于因为我小，又比较听话、还爱帮父母干活，可以说两位老人对我是疼爱有加。当时，二姐和四哥都在下乡，由于回城指标的限制，到了谈婚论嫁年龄的他们还在乡下务农。我曾经真诚地给父亲说，让二姐或者四哥接班吧，我的文化底子还可以，再复习一年，来年再考学。但是，老人还是一心一意想让我接班。

        听了四哥上述的话，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他说起这些。虽说嘴上不说，不正面回答他的问题，但我心里却在打着如意算盘：我也报名参军。倘若哥哥因某种原因验不上兵，而我验上了兵，就让四哥顶替我的名字当兵去。于是，我瞒着父母，自己悄悄到居委会报了名。

        也许是我们兄弟天生和部队有缘，在三哥1971年去青岛崂山海军某部服兵役后的第八年，四哥和我都过了体检、政审关，并先后于1979年12月23日和25日离开家乡，应征去湖南衡阳陆军某部和新疆空军某部服役了。由此，我们兄弟六个排行中的三、四、五就以海、陆、空为序，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光荣的战斗序列中的一员。

        1980年3月，在新疆空军某雷达团经历了三个月刻苦的新兵集训，我完成了从普通老百姓到一名战士的转变。当老班长刘卫东（1977年入伍、湖北省孝感市云梦人）庄重地把闪耀着光芒的红五星和红灿灿的领章佩戴在我的军帽和军衣上时，无比自豪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情不自禁地吟唱着―――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65式军服被人们称为“三片红”，1965年装备部队，1985年退出服役。那时，解放帽和军用挎包成了年轻人的时尚。这时候的人们不论年龄和性别都以拥有一件军装为荣。军服在人们心目中不仅是一种职业服，更是一种地位身份的象征。大街上人们见到军人会肃然起敬，一个家庭有军人就是“红色家庭”，女青年找对象最愿意找军人；一些无法弄到正规军服的人只好用市场上近似军装的布自己加工成军装式样。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中后期。“65式“的军装式样，给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中国人留下了太多的历史回忆。

        1985年5月，大檐帽、八一五星帽徽和军种肩、领章符号代替了原来的三片红。解放军军官和志愿兵佩带剑形肩章，陆军、空军为棕绿色，海军为海蓝色，中间缀军种符号；海军士兵佩带印有铁锚的黑色小肩章。军服布料也随着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逐步实行涤纶、腈纶，棉花三元混纺式生产。

        1988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重新实行军衔制度，这是当代中国军史上一件令人瞩目的大事件。1988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官兵换着新式服装，佩带军衔标志，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全军官兵肩章缀军衔符号，军官常服、礼服、大衣肩章，主体为长方形，内端呈钝角。版面为金黄色，镶边和纵向彩杠颜色区分军种，陆军为正红色，海军为黑色，空军为天蓝色。同时，“87式”军服的夏常服改成了西服领，穿衬衣系领带。封闭了数十年的领口终于打开了.它的背后是国家和军队全新的开放意识。

        转眼30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起当兵21年的岁月，总留恋那绿色的军服、威武的方队；滴滴答答的电报声、飞转的对空雷达天线，并时不时地会吟唱起那昂扬战士旺盛斗志、激发军人青春与活力的军歌：十八岁十八岁我当兵到部队，红红的领章映着我开花的年岁，虽然没带上啊大学校徽，我为我的选择高呼万岁，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会感到懊悔，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里也不会感到懊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