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98年我国签署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后，有关被追诉者的沉默权问题，在我国法学界以及司法实务部门掀起了关注与探究的热潮，对于我国是否应确立沉默权制度成为一段时间以来法学界争论的焦点话题。　

        丹麦诉讼法学家伊娃·史密娃曾作过精辟的论述：“一方面，社会希望减少刑事犯罪，另一方面，又希望维持社会公民的最大程度的法律安全，这两者是矛盾的，目的在于保护无辜者的规章必然被犯罪分子滥用。”有冲突就会有选择，法律在牺牲社会利益多一些还是牺牲个人利益多一些的抉择上也是痛苦的，，程序正义是法律的生命，是社会有机体健康的重要特征，程序正义要求法律确立沉默权制度。当今刑事诉讼价值的实现，以既能准确地惩罚犯罪又能有效地保护人权作为最为理想的追求，二者皆为建立自由、和平的社会而服务，但是时常会发生诉讼利益上的冲突与矛盾。是否承认沉默权，是法律在这样的冲突与矛盾中作出的选择。

        （一）沉默权制度是保障人权的需要。

       1、沉默权与保障人格尊严。任何一个公民都享有人格尊严和自由，享有私生活不受外界干涉的权利。康德曾经说过，人有天生的尊严，任何人都无权把别人当作达到主观目的的手段，每个人总是把自己当作目的。人格尊严能否在刑事诉讼中得到承认和保障，取决于刑事诉讼的文明程度，同时也取决于刑事诉讼程序对人性的尊重程度。沉默权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基本标志之一，它的确立曾被认为是“人类在通向文明的斗争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在中国确立沉默权，有助于减少各种司法专横现象，使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得到进一步的落实，从而促进诉讼制度向民主化、法治化方向发展。

       2、沉默权与言论自由。沉默权本质上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言论自由的最基本含义就是公民有说与不说的自由。反映到刑事诉讼中，就是说当事人有陈述和沉默的自由。沉默权是最基本的言论自由，它要求：（1）被告人有权在陈述与沉默之间进行完全无约束的选择；（2）法律不应当强迫被告人必须进行陈述，而只应当规定被告人有权进行陈述；（3）法律应当禁止一切强迫被告人供述的行为发生，并且在该行为发生之际宣告依该行为取得的证据为非法。

        （二）沉默权是实现诉讼价值的需要。

        1、沉默权与无罪推定原则。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任何公民未经法定的能够为其辩护所需要之一切权利提供保障的公开的审判程序证明其有罪之前，均应被假定为无罪。[3]犯罪嫌疑人面对控方的讯问有陈述与沉默的自由，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逻辑必然性。

        2、 沉默权与刑讯逼供的抑制。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刑讯逼供的现象，并不是完全由于我国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造成的。但是，不能否认，沉默权的确立，也就是取消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如实陈述”义务，增强了沉默权阻却刑讯逼供的力量。从而扭转了司法部门重“口供”轻“证据”的作法，使其调动资源和人力，着重收集外部证据，抑制了其违背讯问人意志的强迫取证行为，同时也强化了控方的举证责任。

        在充分肯定沉默权制度的价值及确立的必要性的同时，对于在我国现阶段确立沉默权制度可能面临的困难也应保持清醒的认识。就我国目前的现实条件来看，物质装备条件的落后、先进及时的侦查技术的欠缺以及侦查人员素质的低下，导致了侦查资源的匮乏，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口供破案。如果建立了沉默权制度，那势必为侦查机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运用有限的侦查资源去寻找外部证据，来对付犯罪嫌疑人？首要前提是增加科技投入，发展物证技术，培训出高素质的侦查人员。

        笔者主张，我国立法应明确确立沉默权制度，同时还应解决以下二方面的问题：一是明确规定适用沉默权的例外情形，以及上述情形下被追诉人拒不陈述时的法律推定或处罚；二是设置沉默权的保障程序。

        1、 案件侦查阶段。

        （1）设置沉默权告知程序。即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书面或口头告知他们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2）缩短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时间。严格限制侦查机关控制嫌疑人人身的时间，可以减少羁押期间侦讯机关对被羁押人实施强制的可能性，避免侦讯机关通过长期羁押的方法强制被羁押人陈述。

        （3）羁押期间，嫌疑人有会见律师的权利。律师参与刑事诉讼，不仅可以维护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减少嫌疑人的精神压力，还可以对嫌疑人提供及时的法律咨询，让其充分理解程序上的权利以及放弃这些权利的法律后果，使其对于沉默权的放弃或行使真正具有明智和自愿性。

        （4）完善讯问嫌疑人的程序。明确对嫌疑人连续讯问的时间界限，特别要保证在押人员饮食、饮水、休息等基本生理需求；禁止夜间讯问，确属需要夜间讯问的，也应当在手续和程序上予以严格控制；对讯问过程予以内部监控，在经济发达地区，可以采取现代科技手段对讯问过程予以内部监控，如建立讯问监控系统，采用同步录音方式等；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尽量减少非正式人员实行讯问。

        2、 审查起诉阶段。

        在我国，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审查起诉阶段必经程序之一。这一程序，不仅是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手段，而且也是嫌疑人行使辩护权的重要程序。在确立了沉默权以后，对讯问嫌疑人程序的性质和功能应予以重新认识。讯问嫌疑人是人民检察院保障嫌疑人行使辩护权的一项法定职责，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至少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一次，以保证其有机会申述辩解意见；如果犯罪嫌疑人拒绝回答问题，人民检察院应当终止讯问。在此阶段，检察院必须强调犯罪嫌疑人回答问题的自愿性，证实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是否出于自愿，以防止和减少因被追诉人翻供而使诉讼进程受阻。

       3、 法庭审理阶段。　沉默权的确立，使法庭审理阶段的程序有所变动。首先，在检察机关宣读起诉书之后，由审判长告诉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及其他权利，同时给予被告人就被告案件陈述的机会。其次，公诉人可以向被告人发问，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审判员可以向被告人发问。再次，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对某一问题的回答关系到案件重大事实能否澄清，而被告人对此是能够加以说明的，经审判长的许可，可以要求被告人必须回答。如果被告人仍保持沉默，法庭可以对其作出不利的推断。

        这样做的结果是，审判程序将进一步趋向对抗化，对口供的依赖将变为对证人证言的依赖，证据规则也必将更加严格化。我国传统的对人证的调查制度与沉默权制度有一定程度的不相容，证人责任十分松弛，尤其对法庭作证，民众普遍有一种畏证心理且缺乏法律义务感。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全面改革现有的证人制度，建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以及相应的证人保护和作证补偿制度。同时，还须建立必要的口供证据规则，如自白证据排除规则等。关于自白的排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已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根据。仅有此规定是不够的，还需要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程序规范作保障，以便使该规定落到实处。